郑苹如算得上是万宜坊的活跃分子，但父亲的管教也很严格。郑国季说，邻居家有把电吉他，一天，郑苹如提出要去学，但父亲不答应，为此郑苹如还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哭了鼻子。“但是，只要涉及为国家做的事情，什么都可以牺牲，父亲并不多过问。”后来，郑苹如结识丁默后，曾有几次，丁默用自己的车把郑苹如送到万宜坊的家门口，郑苹如让丁默上家里坐坐，但出于警觉，丁每次都推脱了。

　　万宜坊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变化，仍旧是乳白色的石灰墙，星星点点的突起上挂满了尘土。万宜坊1928年建成，也属于新式里弄房，稍逊于花园洋房，但因为有了独立的卫生间，从结构上说比老式里弄房好得多。当时这里居住了很多文化名人，邹韬奋住在53号，往里走不远，88号就是当年郑苹如的家。现在的2、3、4层住了陈先生一家，1998年买下来的房子，若在当年要四五十万银元。屋子结构都没变，窄窄的木楼梯旋转而上，绛红色的油漆并没有脱落的痕迹，2层到3层的拐角处是间小格子间，据说是当年佣人的房间。跟随父母从日本回国后，郑苹如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这里度过，3层就是她的房间。站在阳台上望去，可见一排排整齐的小白楼，而暗黄色的铜栅栏更增添了几分西洋气。但陈先生说，电影并没有在这里拍，倒是后来有几家媒体找到门来拍照。讲得多了，他也对郑苹如的家世有了些许了解，只是当时买房时并不知道，“这里原来是中统女特务的家”。

　　据万宜坊的门卫陈先生介绍，今年年初，李安的确带人来看过万宜坊的老房子，但电影却是在旁边的重庆公寓拍的。位于重庆南路185号的重庆公寓也是老上海住宅的典型代表，原名吕班公寓，当年曾住过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当年的木地板已经改成了大理石地面，李安就找人重新铺上了木地板。由于当天要拍一幕雨天里地板上有一排皮鞋印的戏，但剧组的人却没人穿皮鞋，于是便拉来了陈先生，让他在崭新的木地板上走了一遭，“电影里那排皮鞋印就是我印上去的”，说起这些，陈先生颇有些骄傲。

　　命运交叉的场景

　　1947年6月，张爱玲告别了常德公寓和胡兰成，与姑姑迁居梅龙镇巷内重华新村2楼11号。与常德公寓这种独幢高层公寓相比，重华新村沿街公寓要属次一等，由于上海地价昂贵，营造商就设计出这种里弄公寓:总体布置比较紧凑，楼层一般为3至4层，以一梯二户居多，每户可各自关断，外观与新式里弄相仿。室内布置没有独立式高层公寓讲究细节，居室面积也较小，讲究实用、简洁，但卫生、煤气灶及暖气装置齐全，并配有壁橱，平面紧凑到不能再经济的地步。这些公寓的住户不少就是楼下店铺的老板，方便照顾店内生意，还有不少为医师、律师的诊所或办公室。程乃珊说，1950年后，张爱玲的姑姑想是为了节约开支，才从高层公寓搬到这里，不过因为地处繁华中心，这里的房租仍属相对昂贵的。

　　50年代初，张爱玲在上海的最后时光，在黄河路65号的长江公寓度过。淡褐色的马蹄形的外形，从凤阳路口一直延伸到黄河路上，外墙上东一块西一块的颜色参差不齐，像是包扎拙劣的伤口。

　　常德公寓之后，张爱玲没有再次邂逅浪漫，没有回复到抗战前的风光，更没有创作出大批量的作品，这两处住所也像是被人遗忘了。

　　之后，张爱玲出走香港地区、美国，生活日渐落魄。沈寂说，她在70年代发展到要“领救济粮”，“用两个箱子当桌子写作”。在辗转中，郑苹如的间谍故事又一次与张爱玲相遇，“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过程中，丝毫也没有意识到30年过去了”。陈惠芬说，之所以这部小说写了30年，也是张爱玲逐渐放下胡兰成的一个过程。当年，即便胡兰成如此辜负她，张爱玲还是在胡兰成逃亡的时候寄给他一大笔钱，帮助他逃跑，联想到胡兰成的身份，这跟《色·戒》里的情节设置是何其相像。《色·戒》很好地体现了张爱玲的感情历程，“虽然很不堪，但关键时刻总会心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