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司令”斜对面的南京西路石门二路西北角，德义大楼下面，是“绿屋夫人时装沙龙”的旧址。德义大楼1928年起建，正是装饰艺术派在工业和建筑设计中最流行之时，墙面采用褐色面砖并镶嵌图案，立面还有饰带和4座人像雕塑，底商多为奢侈品专卖店。现在，“绿屋夫人时装沙龙”无处寻觅，据说，当时的“绿屋”是上海顶级服装店，经营策略十分独特，从衣服、鞋帽到各种配饰一应俱全，任何一个女子走进去，出来就能从头到脚脱胎换骨，但代价也是非同一般的昂贵。

　　郑苹如，万宜坊的美艳“女特务”

　　沈寂第一次来到常德公寓，是由与张爱玲相熟的吴江枫带来，谈话之际，从里屋出来一位男子，一身纺绸衫裤，折扇轻摇，飘逸潇洒，坐在一旁默默聆听。在路上他问吴江枫:“看张爱玲的神色，似乎并不愉快。”吴江枫笑道:“她不愉快，是因为我们在她家里看到了她的秘密客人胡兰成。”

　　常德公寓是张爱玲公寓生活的华彩段落，不只是在创作方面，还有和胡兰成的恋爱。沈寂说，当时关于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恋爱关系，虽未公开，可在文化圈内已有传闻。在熟悉的朋友中，都暗暗为张爱玲惋惜，“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大汉奸？”沈寂觉得，在当时的上海，作家都在写救亡图存主题的沦陷区苦难生活，唯张爱玲却无政治意识地写公寓生活，也是异数。

　　胡兰成当时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次长，对中统内部的一桩奇案——郑苹如刺杀丁默事件十分清楚，而且，这个案子的插手人之一、政治警卫总署警卫大队长吴世宝的老婆佘爱珍，还是他的情妇。胡兰成当时所处的特权阶层生活也为张爱玲提供了《色·戒》的素材:比如“一口钟”和“黄呢布窗帘”。上海档案馆编研室陈正卿研究员对记者说，上世纪30年代一直到解放前，国民党高官的姨太太们总爱穿黑呢斗篷，以显示自己的威严和权势。而孤岛时期，日本人控制着上海的货币，导致货币贬值严重，物价飞涨，布是紧俏商品。据说，当年汪伪部队找不到真正的黄呢子做军装，就到乡下收购那种黑麻布，回来用土黄色的颜料涂一涂做军装。小说中说到丁默用厚厚的黄呢布做窗帘，算得上是相当奢侈的了。

　　郑苹如住在法租界法国花园一带的万宜坊。当时汪伪政府中的媒体巨头金雄曾与郑为邻，形容说，万宜坊“活跃如邹韬奋。美艳如郑苹如，都是最受注意的人物”，而且，郑的玉照上过当时发行量最大的《良友》画报1930年总130期封面。上海社科院文学所陈惠芬对记者说，《良友》画报刚开始有些鸳鸯蝴蝶派的气质，只要长得漂亮，在交际场上还算活跃，家境算得上中产，就能成为封面女郎。郑苹如的侄子郑国季在南京路上的王开照相馆找到了姑姑的这张照片，这还是去年12月照相馆仓库水管爆裂时偶然发现的。王开照相馆副经理孙孟英说，三四十年代辉煌时，很多明星来王开拍照，也是《良友》画报封面女郎的定点拍摄地，“拍一张要6块大洋，当时可以吃一桌酒席”，但王开拍照并不收钱，作为回报，把明星们的大幅照片挂在橱窗里。

　　郑家从日本刚刚回到上海时，住在顺昌路太平桥附近，很快就搬到了重庆南路的万宜坊。陈正卿说，万宜坊离淮海路近，这里外国侨民多，复旦大学的前身震旦大学就在附近，而紧邻的淮海路更是当年洋人们喝咖啡泡酒吧的一条街。而当年张爱玲居住的静安寺路上虽然商业繁华，但各色人都有，鱼龙混杂，要比淮海路低一个层次。当年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生刚参加工作的月工资是40银元，做到中层以后才到100银元，方可支付得起一层楼的租金。而郑苹如家独住一幢3层楼房，父亲月工资是800银元，在当时也算得上是富户人家。

　　陈正卿说，孤岛时期，很多江浙一带的乡绅富豪都逃到上海租界来，带来了很多钱，加之人们对明天的命运并没有把握，即便在公共租界里也并不是百分百安全，日本巡捕要当真来抓人也没办法。所以，当时富人们大多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今朝有酒今朝醉。据统计，孤岛时期的上海，酒店的数量和营业额都超过战争前，而全上海舞厅多达200多家，更是创造了老上海娱乐业的巅峰时刻。郑苹如的侄子郑国季说，郑苹如长得漂亮，又开朗活泼，成了小有名气的交际花，经常出入于百乐门、仙乐斯等上海滩著名的舞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