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汪孝利的时候，他正瘸着一条腿，艰难地徘徊在这个城市的边缘。他说：“腿是被一个霸道的工友打伤的，到现在还没有好利索，一到阴雨天就疼得受不了。”

　　当时正是盛夏6月，新雨过后，满城浮动着清淡的花香和果味。但是站在汪孝利干活的兰州市城关区大沙坪工地，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有避无可避的灰尘、砂砾和呛人的土腥味。

　　看到记者，汪孝利显然很意外，他有些局促，笑容一闪而逝。汪孝利很快伸出手，又很快地收回去：“手太脏了，环境太差，衣服也没换，还没来得及准备什么。”汪孝利洗了手，坚持要带我们去环境好一点的地方。随后，他一瘸一拐地带我们来到工地附近一个露天茶水摊，要了两瓶冰红茶给我们，而他自己却什么也不喝。接下来，汪孝利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他的眼睛看向远处，眼神空洞而茫然。他的讲述时而急切，时而沉缓，时而词不达意。在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农民工16年来在城乡之间艰难行走的痕迹。

　　村庄其实并不诗意，承载不了我们青春的梦想

　　汪孝利的家在甘谷县谢家湾乡的一个小村庄。然而，村庄田园，碧绿如织的原野、清新甜润的空气，这些城里人诗意的追求，在汪孝利看来是没有太多美感的。对他来说，乡村留在记忆深处的关键词是：母亲的病呓和喘息、父亲的焦瘦和咳嗽、家徒四壁的黝黑土房、干渴的土地、欠收的庄稼、干干的面饼、浓浓的苦茶和沉重得几乎流不动的哀愁。

　　“那时候，生存是我们考虑的第一，上学是难以坚持的梦想。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家里穷，我就退学了。老师到我家里来劝了几次，都被父母婉言拒绝了。我心里很想上学，毕竟在学校，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我也知道家里的条件不好，我的学习成绩又不是很好，不可能靠学习出人头地的。所以我就没有坚持。”

　　“但即便我不上学，家里还是越来越困难。1987年6月，我12岁的时候，母亲又得了重病。父亲带她到村里的卫生所看过一次，卫生所里唯一的那个医生没有查出是什么病，建议我们到城里的大医院去看。但当时刚赶上夏收，家里没有什么钱，我和父亲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最终死去，我们都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

　　“母亲去世后，12岁的我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担起了生活的重担。每天我都要和父亲一起上山种地。当时家里有6亩地，主要种洋芋、玉米、小麦，也种些胡麻。后来父亲身体不好，家里的农活基本都是我干。但我毕竟年龄太小，不太会干，庄稼种得很稀疏，长势也不好。一年到头，地里的收成，刚够我和父亲两个人填饱肚子。稍微有些富余时，就拿去换油盐酱醋和父亲喜欢喝的茶叶。”

　　汪孝利说，那时候每天就是无休止地开荒、种地、拔草、放驴。都说劳动是快乐的，可是那一望无际的麦地，无法承载他青春的梦想，更无法让他看到自己的未来。那时候，他每天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走出去。

　　梦想是一道光，闪亮了一下，却又消失在远方

　　梦有多远，脚步就有多远。1991年春天，刚满16岁的汪孝利跟着邻村的老乡一起来到兰州打工。第一次到兰州的时候，汪孝利感到了城市之大，比他见过的县城还要大。同时他也感到了自己真渺小。一个人游走在城市里，就如同一滴水滴进大海，连声音都听不到。

　　“年轻人嘛，要说没有梦想那是假的。我当时到兰州来，就是想做一番事业。尤其看到工地上的老板那么神气，我还想过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当上老板。”汪孝利讲得很平淡，却透着些无奈。在接下来的16年里，汪孝利每干一个工作都有一个梦想。他认真地对待每一个梦想，他说，要干就干到最好。

　　“刚到兰州的时候，没有人告诉我，什么地方需要人，也没有人组织我们这些人培训。我没有文化，在老乡的介绍下，去建筑工地当小工。”可是不久汪孝利发现，当小工又苦又累，还挣不到钱。当时一个小工的工钱是每天7元左右，但大工却可以拿到12元。年轻的他觉得这样下苦力不是长久之计，应该学点技术。

　　很快，汪孝利就找了个干大工的老乡学抹灰。由于他聪明好学，人又勤奋，到年底的时候，汪孝利已经可以像模像样地干大工了。这样他在外面，偶然也接点大工的活。第二年春天，汪孝利再次来兰州后，他就直接抬高了自己的身价，以大工的身份在工地上接活了。1993年前后，汪孝利到兰州市亚欧商厦的建筑工地干活时，已经拿到了大工里最高级别的工资。但是他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工作，他觉得自己还年轻，还可以有更多的尝试。

　　亚欧商厦的主体工程完工后，一家公司开始招聘、训练保安。当时的保安制服有点像警服，汪孝利觉得要是能穿上这样的制服，虽然也是打工的，但神气！于是他也去应聘，却没有被录用。可汪孝利实在太想穿那身衣服了，刚好建筑队还需要一个管库房的保安，负责管理后续工程的材料。汪孝利马上又毛遂自荐，这次他被选上了。

　　终于戴上大盖帽，穿上了保安制服，汪孝利觉得自己荣光极了。他甚至觉得自己和那些衣冠楚楚的城里人没有什么两样了。于是，他认认真真地管理着自己那几十个平方米的库房。但是1994年的夏天，亚欧商厦的工程竣工了，库房没有材料需要看管了，他再度失业了。

　　后来，汪孝利又断断续续在几个工地干过。可秋天一过，工地上就找不到活了，他被老乡介绍到铁路局附近的一个KTV里当服务生。每天下午5时到凌晨2时，他的工作就是负责打扫卫生和送茶水，有时候客人少，老板也会提前收工。

　　刚开始当服务生的时候，汪孝利还觉得自己找了个好工作，心里非常快活。这份工作比在工地上干轻松多了，而且穿上制服也神气，每天晚上还能看到很多又帅气又漂亮的红男绿女，感到非常赏心悦目，这些都是他以前没有见过的。但是时间一长，汪孝利心里觉得有点不安。当时这家KTV里秩序比较乱，时常有打架斗殴的。那种不平静的环境，让他这样背井离乡的人缺乏安全感。

　　汪孝利想，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没有什么人能保护他。这里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大概他死了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同情。于是，他匆匆离开了这家

　　KTV，因为没有干满约定的时间，一分工钱都没有拿到。

　　离开后，汪孝利没有住处，也失去了经济来源。他急切地想找一份工作。无意中，他看到“爱心陪护”的招聘广告，决定上门试试。后来，他在一家医院当了一名陪护。负责照顾一位瘫痪在床的病人。汪孝利说，开始当陪护的时候，他每月最多只能拿300元，钱比在工地和夜总会少得多，但这份工作他很喜欢干。因为他自己没有亲人，所以特别想亲近老人、伺候老人。尤其在别人家里做陪护的时候，他常常觉得自己也是这家的一分子，感觉上就没有那么孤独了。

　　但有时候，汪孝利也会遇到一些麻烦的主顾。有一次在大沙坪看护一位50多岁的癌症患者，他就遇到了一件让他窝心的事。陪护是24小时的工作，尤其是夜里要更小心，病人一般在夜里病情会比白天重。所以在看护老人时，夜里汪孝利从来没有合过眼。白天老人要输一整天液。老人是癌症晚期，血管很细很脆，液体很难输进去，稍不留神血管就穿了，汪孝利更是不能合眼。这样几天下来，他感到疲惫不堪。一天中午，老人的女儿来了，他希望她能够帮着照顾一会，他只要迷糊一小觉就行。可是老人的女儿不同意，她认为自己付了钱就该享受对等质量的服务。这个理论让汪孝利觉得难以接受，连续不休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但他还是尽心照顾老人，后来老人去世的时候，他很难过。

　　曾经有多少次，汪孝利试着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过去在夜总会工作的时候，他留下了一些主顾的电话。他觉得这些人非富即贵，也许可以帮上他。可是后来放这些资料的皮包被小偷偷走了，机会又重新变得遥不可及。直到现在，他依然在工地上当抹灰工，并没有成为梦想中的老板。

　　梦想的天空，现实的土地，是两条永不相交的铁轨

　　梦想到底是什么，汪孝利说不清楚。但在汪孝利心里，始终认为自己是有梦想的人，也是有较高素质的人，和那些普通的打工者是不一样的。

　　为了缩小和城里人的差距，汪孝利学习城里人的生活方式、卫生习惯，虽然他每天干的是脏活，但一直很注意讲卫生。他的牙齿刷得很白，手洗得很干净，虽然指甲破损的地方残留着一些黑垢，但边缘却修剪得很整齐。他还坚持读书看报，努力学习文化。

　　但是汪孝利知道，无论自己看上去多么像城里人，他始终不是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身份是一道门槛，把他隔绝在城市之外。汪孝利说，因为他是农民工，过去自己的身份证连公交卡都办不了。每次上车时，城里人刷卡的“嘀嘀”声，在他看来都是一种优越感。

　　“在工地上，农民工也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汪孝利说。现在大工的工资水涨船高，汪孝利每天已经可以拿到50元左右了，但他还是不喜欢在工地干。

　　因为在工地，老板想打就打，想骂就骂，自己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城市里这样的氛围，很难让他产生归属感。他站在这城市中央，仿佛一座孤独的雕塑，立在飞速旋转的舞台中央，如此醒目。但他并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行走在都市边缘，他用心感受着周围的人和事，有时一些很小的事都让他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