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登榜为村民看病 

韩登榜展示他的学徒出师证书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袋银针治百病，一颗红星暖天下，出诊远方千层岭，采药敢登万丈崖……”３０多年前，一部反映农村赤脚医生题材的电影——《春苗》曾风靡中国，电影插曲《赤脚医生之歌》也随之脍炙人口，“赤脚医生”模式对中国农村医疗事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集体经济时靠看病挣工分，还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后以集体名义搞个体经营，这些一边荷锄扶犁一边治病救人的赤脚医生，无偿地承载着中国农村最基础的防疫保健工作。随着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进行，奉献一生的赤脚医生们却因年龄、健康等因素，正逐步淡出历史的舞台，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善后补助措施，很多高龄的赤脚医生正面临着老无所依的清苦晚年。而新一代的“赤脚医生”又背负乡村医疗事业的重任艰难前行……  
立冬这天，夜晚似乎来得更早一些。太阳落山还没多久，月亮便爬出了东山。月光如水，洒在了河滩田野，洒进了寂静的山村院落。村头的小卖部前原本聚集着的聊天的人群渐渐散去，最后只剩下一位老人孑然孤立于月光中，像塑像一样凝重。当村里最后一盏电灯熄灭的时候，老人才踩着一路月光蹒跚而归。小卖部不远处便是老人的家，到家门口后，他没有进院子，而是掏出钥匙，打开了院门口的一间小房子。房子里的电灯亮了，草药柜、西药架以及挂在那里的听诊器、血压计、药戥子……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而亲切。  

    这是古浪县东南部山区一个名叫磨石沟的小村庄，老人名叫刘三学，今年６６岁，是上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应运而生的新中国第一代赤脚医生。３０多年来，无论是集体经济时靠看病挣工分，还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后以集体名义搞个体经营，他都和中国数以万计的赤脚医生一样，无偿地承载着基层农村最基础的防疫保健工作。 

    当夜，记者找到他的时候，他一个人已在没有生火的卫生所里坐了好长时间。老人告诉记者，因年事已高，今年６月，在当地卫生部门的协调下，他把自己干了３０多年的村民防疫保健工作移交给了同村一位年轻的乡村医生。“看了一辈子病，抓了一辈子药，现在突然停下来，心里总觉得空荡荡的……”伴随着老人深沉的讲述，他的思绪又回到了３０多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磨石沟村至今都没有一条像样的路，３０多年前的交通条件可想而知。“村上没有路，也没有医生，有个头疼感冒的小病都要跑到十几里远的乡卫生院，遇上发洪水，即使再紧急的病也只能等洪水退去后再上医院，很多人因此救治不及时，小病拖成了大病，甚至丢掉了命……”刘三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磨石沟村连最基本的防疫工作都没有进行，小儿麻痹症、肺炎、麻疹等疾病多发，村上每年都有三至四名孩子因一些常见病夭折。这一切深深地震撼着刘三学的心灵，中学毕业后，他就开始自学中医，并尝试着用学来的土方子给乡亲们治病。 

    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６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随后，全国各地农村涌出了大批的赤脚医生，并普遍建立了农村医疗卫生防治网。１９６７年，稍有药理药性常识的刘三学被选送到县上参加了赤脚医生的培训。１９６８年夏天，刘三学与同村的另一位赤脚医生成立了磨石沟村保健站。  

    “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办保健站的１００多块钱是乡亲们几分几毛筹集的，我们借用了生产队的一间旧库房，在地上砌了两个土墩，上面放了一张门板，算是保健站的铺柜，门板上面摆的是药品……条件虽然简陋些，但乡亲们总算有了看病治病的地方……”提及当年保健站的开张，老人至今都有些激动。  

    有了自己的保健站，磨石沟的村民再也不会因一些小病而跑十几里的山路。生病的时候，村民们只拿１毛钱或两个鸡蛋（同价，当时１个鸡蛋５分钱）就可以上保健站看病。接诊、开处方、拿药，这些简单的就诊过程只需１毛钱，若须打针，则要加上５分钱的注射费。在当时的集体经济时代，保健站属于集体财产，其所有的收入均用于保健站的规模发展上，而赤脚医生的报酬则以记“工分”的形式体现。赤脚医生在当时是无限高尚的工作，每年生产队在记“工分”的时候，给赤脚医生都是“中上工”的待遇。那些年，刘三学每年都能得到４００多个“工分”。面对如今昂贵的药价和世风日下的医风医德，曾经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们，至今都对当年那种“１毛钱治百病”的初级合作医疗方式以及无偿为人民服务的赤脚医生们常怀感念。  

    除了日常小病的治疗外，保健站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在当时传染病肆虐的情况下，为村民免费注射麻疹疫苗、小儿麻痹疫苗、卡介疫苗等工作，成为赤脚医生最主要的工作。但由于当时的宣传不到位，很多村民对注射疫苗的认识程度不够，这给传染病的预防带来了很多障碍。为此，刘三学等人利用生产间隙，走上地头向大家宣传。为能让适龄儿童及时注射上预防疫苗，很多时候，刘三学要么到学校去找老师配合，要么就买上一把花糖诱惑。在磨石沟村，如今３０多岁的青年人，仍有不少人清楚地记得儿时“三学爷”“打一针给一个糖”的诱惑，以及他背着的那个既有糖果，又有针管的药箱。 

“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

    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以及由其具体实践的农村合作医疗曾经给中国农民带来了最基础的医疗救助，在世界医疗卫生服务历史上曾一度辉煌，以低投入、广覆盖而广受关注。“赤脚医生”在中国存在了将近２０年的时光，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医术并不精湛，但他们的心却赤诚一片，他们对改变当时中国农村落后的卫生面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到来，以赤脚医生为主体的农村集体合作医疗逐渐解体，乡村卫生所取代了原来的保健站。卫生所名义上是村级集体卫生服务单位，但实际上大多交给了原来的赤脚医生个体经营。从保健站到卫生所，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从集体经营到个体经营，但无论形式如何变迁，称谓如何变换，赤脚医生所承担的大量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工作却没有变。集体经济时期，赤脚医生还能得到“工分”或定额补贴，虽然微少，但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和物质上的支援。农村集体经济方式改变后，乡村医生再也得不到一分钱“工资”，但地方病普查、疫苗注射、妇幼保健以及计划生育宣传等所有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却必须要做。